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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忠县忠州中学忠州中学前身19世纪末，面对世界的激变，一批学者借鉴西方教育学理论，深刻反思中国旧教育，痛感科举式的教育陈腐落后。在反对科举制，批判旧教育中，人们认真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，逐渐确立新的教育理念，提出了新教育的思想和体系。在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这一思想的指导下，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，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，推动了西方近代科技的引进和传播，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。迫于形势，190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“新教育”，五年后，1905年9月2日，清廷一纸上渝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，开启了现代教育。一时，兴办现代学校，派遣留学人员蔚然成风。清末，忠州是川东道直隶州，辖丰都、垫江、梁山(今梁平)三县。
在兴办新式学堂的浪潮中，1904年(光绪三十年)，忠州和丰都、垫江、梁山三县集资合办忠州中学堂。校址在忠州北城三牌坊，即上世纪80年代的忠县农训班地址。忠州人沈树楠(字韶九，郡学廪膳生)负责筹办，校舍一部分沿用杨氏旧宅，另新主建砖瓦木石结构四合楼房四进，1905年(光绪三十一年)落成。1906年春，忠州进士何荣楠担任忠州中学堂第一任堂长(又称监督)，因其东渡日本留学未归，暂由忠州举人陈光绩(曾留学日本)代理一学期。招收忠州中学堂第一届新生200名，是为甲班。
各县学生名额按其出资多寡分配，忠州籍80名，丰都、垫江、梁山三县各40名。遵照清政府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，阴历癸卯年)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颁行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(通称“癸卯学制”)的规定，中学堂修业5年(15岁～19岁)，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。毕业考试仿照科举形式，并按等级给予科举出身资格。学制为五年。翌年(1907年)春，垫江人李炳灵(字可渔，举人。曾任德阳府温江县教谕、成都府教授)出任忠州中学堂堂长，招乙班新生100名;1908年(光绪三十四年)春，招丙班新生200名;1909年(宣统元年)春，招丁班新生200名，始分文、实两科;1910年(宣统二年)春未招新生。这年冬天，甲班毕业，考试及格的学生，仍仿前科旧例，分五个等级给予思贡、拔贡、副贡、岁贡和优贡等科名，可做教授、教谕，甚至州判、主薄之类的官职。学堂创办之初，根据新教育的思想，课程设置较多，以模仿日本为主，初具新学规模，既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，又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。课程有修身、经学、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、英文、体操、音乐等。其中经学读春秋左传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散入物理、化学中，不另设科。
教师(当时沿旧例称为教习)大都是科举出身的官绅，例如忠州人余炽六(字上卿，举人)、沈树楠(郡学廪生)、冯承泽(字筠轩，举人)、肖树荣(字荫轩、拔贡)、毛蔚文(字芗陔，岁贡)、田百禄(廪生，现忠县新生人)、邓佐武(字少甫，副榜举人)等。福建人杨景祁兄弟叔侄三人，分别担任英文、算术、理化教师，号为三杨，最有名。这时的教育，名为新学，实际上“讲经读经”是学校课业的重点，忠君、尊孔的思想教育占首要地位。清政府明确规定：“学堂以中学为主，西学为辅，培养通材，首重德育，并以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实诸端定其趋向。”所以虽然明令废除了八股文，改用策论文，但其内容仍离不开“三纲五常”。对学生的言训，要求以“巍巍大德”的孔孟为师表，向学生灌输“主忧臣辱”、“主辱臣死”、“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”、“君要臣死，臣若不死，则为不忠;父要子亡，子若不亡，则为不孝”等封建伦常道德。在学校生活、节日活动、学生服饰等方面，都注重以封建的礼仪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。学校礼堂的正中供奉“大成至圣孔子先师之神位”。每年春秋两祭、每月朔望和圣诞日(八月二十三——孔子生日)必在礼堂孔子牌位前举行祭祀活动。同时大唱赞歌、大摆筵席，以示尊孔。桂溪高等小学学生董时进在《两户人家》一书中，对1911年秋的祭祀活动有这样的描写：“回到学堂之时，同学们谈论最热烈的，乃是如何庆祝孔子圣诞。
学堂里要做一次大清洁，糊窗子，贴对联，扎彩灯，杀猪办席。好似大家庭过年，也像为老家长祝寿，满堂儿孙，更换新衣，笑蜜蜜地穿梭来往，做游戏。堂长和教习们都穿上袍褂，戴起顶子，齐集礼堂，领导全体学生，在孔圣牌位前三跪九叩。行礼毕，放鞭炮，开酒席，大家欢乐到深夜。”(董时进《两户人家》三十四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2月初版175页)尽管如此，忠州中学堂仍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。1908年(光绪三十四年)，梁山籍学生闹学潮，除有两人事先请假离校外，其余38人被开除学籍，梁山遂率先退出忠州中学堂。垫江籍学生也因路途遥远，往来不便，多有龃龉。1912年春忠州联合中学解组，垫江县将未毕业的丁、戊两班学生撤回，自办垫江县立中学校，丁班为第一班，戊班为第二班。
